作为一部刑侦大剧，《我是刑警》自开播以来就好评如潮，且该剧的大部分主角与案件都是有原型可供参考。
就在本剧最高潮的“张克寒案”爆发前夕，观众们却察觉到了一个“异象”：秦川奉命调任省厅刑侦总队副总队长的时候，他已经是正处级三级警监，但跟了他十几年的肖庆东，居然只是三级警督。
要知道，三级警督与三级警监之间差了好几级。按照肖庆东的履历与能力，他为何与秦川的级别差得这么远？
谈及这个话题前，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下我国警衔制度与晋升流程。
中国现行的警衔分为五等：总警监、副总警监、警监、警督、警司、警员；五等中细分为十三级对应十三个不同的肩章图案。
区分一名警察警衔的高低，可以看他的肩章，通常而言，由银色横杠加上银色四角星花组成横杠与四角星花越多等级越高。
比如，一名警校生本科毕业入警的肩章就从“一拐”的警校学员，转成“二拐”见习警员。经过初任培训和一年实习期“二拐”进阶为“一毛一”，即“三级警司” 。
如果是研究生毕业新警转正是“一毛二”即“二级警司”，这就是社会上所流传的“一毛一”“两毛一”。三级警督就是“二毛一”，意喻肩章上有两条竖杠和两朵花。
俏皮话里的“一毛”“两毛”，指的就是肩章最边缘的竖行，后面的数字代表着肩章上的花朵数量。
警监由银色麦穗与银色四角星花组成，也只有到了警监这个级别才能穿白衬衫。警监再往上的副总警监和总警监没有花和竖行，而是以国徽来代替。
在我国警衔管理条例中，通常是以三级到一级来区分级别高低，三最小，一最大，这样以此类推。
在《我是刑警》的剧情中，肖庆东跟着秦川身边十几年破了不少案件。当秦川调到中昌省公安厅担任刑侦总队副总队长时，他已经成为三级警监，但肖庆东只是三级警督，这中间已经差了三四个级别。
从该剧的开头来看，即1995年一二八抢劫案发生的时候，秦川、叶茂生和肖庆东三人是第一批赶到现场的刑警。
当时秦川是西山分局刑警大队副大队长，叶茂生是大山子派出所民警，肖庆东是河昌市公安局刑警队重案民警。
彼时的秦川和叶茂生的警衔都是一级警司，虽然不清楚肖庆东的警衔，但从他是市局刑警队重案民警来看，其警衔和资历应该和秦川、叶茂生差不多。
按照警衔晋升年限规定来看，每经过三年的磨练警衔就会加“一星”，直到加满“三星”，所以“警司”到“警督”是每四年晋升一次。
当然不是简简单单地换衔，凡晋必训只要警衔升级都需要进行培训考核才可以“加星”“加杠”。
“警督”想要进阶为“警监”就要选任，可能有人会说了：或许肖庆东的能力一直不如秦川，他也没有得到上级领导的赏识，所以晋升的慢了点。
但是在剧情中，我们不难发现，2000年秦川从河昌市局调任绪城市局担任刑侦支队支队长，同时调过去的还有肖庆东，他当时是绪城市局刑侦支队的侦察员。
按照最笨的办法计算年限，1995年到2005年，屡破大案的肖庆东就算光熬年限，他也应该成为三级警督。又过了五年，即2010年秦川离开绪城的时候，肖庆东的警衔保底能晋升到二级警督甚至一级警督。
但没想到十几年过去，秦川都已经是正处级的三级警监，肖庆东还只是三级警督。从正常晋升规定来看，肖庆东的警衔确实定得有些低。
电视剧的主创团队也没有对这一细节进行过解释，但根据剧情，再加上现实中的一些规定，我们只能这样揣测：90年代末，职级并行和套改之后，警衔基本上是到了年限就晋升，普通民警退休前一般都能到一级警督。
但在之前却并非如此，基层普通民警如果不是副科级或评上副主任科员，警衔最高只能是三级警督。
因为二级警督最低是副科级或副主任科员，三级警督就是科员级别警员的天花板。15年过去了，肖庆东的警衔还只停留在三级警督，说明他没有达到实职副科，甚至都不是副主任科员，一直就是普通的办事员。
级别上不去，警衔自然也就没法晋升。
那肖庆东为何一直没有升官？电视剧里没有给出答案，我们还是以细节进行分析，《我是刑警》这部剧中刑警大队长是正科级，副大队长是副科级，秦川担任河昌市局刑侦支队长的时候就经常带着肖庆东去办案。
2000年，肖庆东与秦川一同调去绪城，恐怕也是秦川的意思，考虑到两人搭档多年，配合默契。因为各种各样的缘故，肖庆东一直是个普通的警员，别说正科级的刑警大队长，就连副科级的刑警大队副大队长都与他无关。
因此，即使肖庆东到了年限，还是因为他没有“提干”，所以才导致警衔有些停滞不前，被好朋友秦川一下拉开这么多。
这种情况不只出现在电视剧，真实生活中也屡有发生，一些人民干警兢兢业业在岗位上扎根多年，不为名不为利，只为守护一方净土，导致退休时警衔和级别相较于同一批参加工作的同事会有些低。
中国有句老话叫“英雄不问出处”，改动后也可以这么认为“级别不在高低，只要能捉住罪犯，保卫人民安全，就是大家所敬佩的正义使者”。
肖庆东就是这么一位恪尽职守的好警察，他也代表了现实中一大群扎根基层，不求回报的好警察。
参考文献：
[1]王明凯 ,郭崧 ,塔林夫.“肩”上的荣耀与重托 新中国人民警察警衔的变迁与发展[J].人民公安,2022(13):50-53.
[2]何小勇.人民警察薪酬法律制度研究[J].政法学刊,2021,38(04):98-110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