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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月22日，贾樟柯执导的最新作品《风流一代》上映了。这部作品的整个拍摄过程经历了22年，而实际上映，却只有22天。
对于中国的观众来说，贾樟柯这个名字自然不陌生。《小武》《站台》《三峡好人》《天注定》《山河故人》……作为中国第六代导演之一，他的电影总是能凸显出浓厚的纪实性的风格，以底层人物的生活及生存状态为基本选材，关注被人忽略的边缘人物的心理和生活。他的电影很少使用蒙太奇手法，而经常采用长镜头叙事，《小武》里，人物的长镜头表达着主角复杂的内心变化；《三峡好人》里，模仿中国绘画手卷式的一个长达240秒的长拍横移镜头，勾勒出来自五湖四海的打工者人物群像。这些缓慢纪实的影像风格，不止于故事中叙事，也具备时代和历史的记录意义，在当代电影界独树一帜。
早在今年5月，贾樟柯的《风流一代》已在第77届戛纳电影节亮相，随后又陆续入围了多伦多、釜山、纽约、伦敦等国际重要电影节。美国《滚石》杂志发布文章称“只有当你看到影片的最后三分之一时，贾樟柯才会一锤定音，让你恍然大悟，原来21世纪初期那些展现中国繁荣发展的、看起来像是自由蒙太奇的影像都是经过精心制作的，是为了让你动容。简直太震撼了。”釜山电影节亚洲首映时，一个“00”后的中国观众表示，来之前不确定自己适不适合观看这部影片，但看完后想感谢《风流一代》唤起了很多他的童年记忆，尤其是2001年街道上的一个横摇镜头，像一幅画在他眼前展开，让他落泪。
在这次新片的主创阵容里，OK!注意到了一个名字——万佳欢。她是《风流一代》的编剧之一，在贾樟柯近几年的作品里，也有着她的身影。在贾樟柯的团队和御用阵容里，她似乎很低调，也很神秘。她是谁？又是怎么成为贾樟柯的御用编剧的？带着这份好奇，我们邀请到万佳欢做客本期《OK!织梦人》。
巧的是，这次采访的过程，也像极了《风流一代》的漫长筹备过程。结束戛纳之行不久后，这份采访邀请便已发出，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夏天，在临近电影上映时再联络，万佳欢又随着团队开始为平遥电影展的各项筹备工作、海外影展之旅而忙碌，电影上映的日期也推迟了。再之后，又经历了北京的一波感冒侵袭，双双停摆……时间一晃入了秋，就在OK!也不确定这份访问能不能最后成行之时，某一天，机缘巧合之下，OK!碰到了万佳欢。仿佛是一次随机的投币扭蛋机，得到了一份幸运礼物，我们简单地聊了聊天，提起电影跨越22年的台前幕后，就这样，以另一个视角，进入了那个千禧年初的世界。
“接地气的记述者，贾樟柯”
万佳欢大学学的是新闻传播学，毕业后，她先后在报社、电视台、杂志社实习、工作过，完整地经历了由传统媒体向互联网靠近的新媒体的年代。2010年时，她在杂志社做深度报道记者，一次采访的机会认识了贾樟柯，当时他刚刚完成《海上传奇》的制作。
彼时，她对贾樟柯的印象还是从他的作品中而来。对她那批学习新闻专业的学生来说，贾樟柯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创作者，因为他是中国最富洞察力的记述者之一。“我记得我看了《三峡好人》之后真是出了一身冷汗，觉得他的东西好酷，很前卫，但又很普世，不空洞。不同于其他一些戏剧、展览、电影的是，贾导的电影总会让我觉得，它们跟我的生活有关系，跟我自己平时迷惑的一些问题也是接轨的。他很擅长把复杂的问题或现象用普世的、清晰的方式呈现出来。他的电影一般不下特别清晰的定义、不解释，基本都留出空间让观众自己判断，作为一个观众，这让我觉得很舒服，有一种被尊重的感觉。”
上学时，万佳欢常常读到贾樟柯在《南方周末》《中国周刊》等媒体上发表的文章，其中有一篇刊载于1999年《南方周末》的文章《业余电影时代即将再次到来》，里面谈到对当时一些电影专业人士的刻板、成见、麻木的忧虑，而他对“未来”的展望是，一群真正的热爱电影、有着不可抑制的电影欲望的人，会以更出人意料的创新姿态，汹涌而来。
万佳欢说：“现在回想起来，没过几年就已经成为立竿见影的预言。”
2016年，贾樟柯在拍摄短片《营生》期间，万佳欢正式加入了他的工作团队。从做《贾想》的系列图书以及其他一些剧本集、手记的编辑工作开始，到慢慢介入包括《江湖儿女》在内的几部影片的策划、制作、宣发，以及负责平遥国际电影展、贾樟柯艺术中心的筹备和创建等工作，繁杂中也带着一些新鲜的探索。
熟悉贾樟柯之后，万佳欢对他的印象是，洞察力非凡，总是能敏锐地、宏观地意识到某些变化。另外，他也有趣、开放、不保守，关注社会的方方面面，喜欢跟同事们聊所有领域的新闻。
“有一件事我印象很深，加入贾导团队之后不久，有一次我们在山西一处深山里勘景，汽车行驶到上山路上，前面有一个大叔，应该是附近的农民，三轮摩托坏了，正费劲地自己推车往上走。这时候贾导突然喊了停车，喊上司机一起下车，两个人先去帮大叔推车，然后我们才继续往前开。我当时还跟贾导不太熟悉，那个推车的画面确实比较有冲击力。后来也有很多类似的时刻，让我发现贾导是一个真的接地气的人。”
“之所以会做编剧，完全是机会使然”
这份“接地气”的影响，当然也体现在创作上。
2019年，贾樟柯筹拍新的纪录片项目《一直游到海水变蓝》，万佳欢加入到脚本写作中。影片需要采访很多位作家及相关人士，正好她是新闻记者出身，所学技能派上了用场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她发现，一篇非虚构的、口述历史的文章，和一部非虚构的电影，虽然看起来都是用采访的方法完成的，但最后的具体呈现方式完全不同。电影留下的不仅仅是文字，还有讲述者在讲述时刻的表情、状态，情绪的波动、律动，而这些，构成了影像记录的特别意义。
《风流一代》的剧本创作时，贾樟柯习惯于在剪辑阶段从素材里寻找叙事线，同时也会随机产生很多感性的想法。万佳欢需要随时加入到这些头脑风暴中，也需要以文字的方式，把庞杂的灵感有序化，让影片进入到影像表达的逻辑秩序里。
“这个故事是一幅在新世纪头21年，一对男女以及一代人如何在起起伏伏的时代浪潮中生活的写意素描。导演的用笔非常自由，除了男女主人公，他慷慨地把大量笔墨给到大千世界里的众多面孔，给到过去的环境、氛围，比如影片一开头墙上的‘旭日升’冰茶海报，街上的夏利汽车，在街头Butterfly的舞曲中蹦迪的人们。”不止如此，影片里饱含大量的年代声音信息，混杂着商品广告的街头录音广播、汽车喇叭、摩托车轰鸣声，尖厉的BP机声等，都与时代的嘈杂和热闹一起，被记录到影片当中，构成千禧年初的立体样貌。
在万佳欢看来，影片最有魅力的一点是，长达21年的拍摄时间里，男女主人公随着时代和环境的同步变化。从外貌到精神气质，从女主人公的际遇到最终的果断选择，一切的一切，都反映着时代浪潮下个体人物的起伏成长。这或许也是为什么，当这一切浓缩于《风流一代》的111分钟里，在全世界的影展展映时，每一个主创和观众都感到如此有意义的原因——它与每个人切身相关。
SPECIAL REPORT
OK!独家采访
万佳欢
青年编剧
为了更贴近《风流一代》的电影语言，本次采访一改以往的问答形式，以编剧的视角，记述与再现影片的台前幕后。以下节选自万佳欢的采访，部分文字有改动。
对我个人来说，《风流一代》的最大意义，是它拍出了二十多年间一些我们熟视无睹的中国现实。
《风流一代》早在2001年就已经开始拍摄了。从那个时候起的20多年时间里，贾导带着他的摄制团队和演员，用手边一切可以使用的摄影设备，陆续拍摄了很多素材。他一开始是漫无目的地即兴拍摄，没有任何剧本，他希望在拍摄的过程中寻找叙事的线索、以及内在的段落与段落之间的关系。后来我才知道，他曾经把片名定为《拿数码摄影机的人》，向前苏联导演维尔托夫的《持摄影机的人》和他的电影方法致敬。
我是2016年初加入贾导团队的。工作过程中，我听说过他曾经拍摄过很多老素材，但我没有想到他真的要用它们剪辑、完成一部新的影片。一直到疫情期间的某一天，贾导突然提出了这个想法。当时差旅很不方便，我们团队的很多项目都是停摆状态，贾导突然说要剪辑，整个团队都动了起来。同事陆续找出来20多年里的素材——很多早期素材甚至还在磁带上，我们还需要把它们数码化，放进硬盘里。这些素材找出来之后，很快剪辑室就被硬盘和纸箱堆满了。那一幕给人的感觉非常震撼，这个房间突然间有一种沉甸甸的珍贵，里面有整整20年的记忆！
这之后，贾导开始一条条看素材、剪辑，陆续剪了一年多时间；我们又从剪辑中发展出故事的当代部分，并且在大同、重庆和珠海三地进行了拍摄，最终完成了这部影片。
这次的剧本写作过程非常特殊，也是最大的挑战——整个项目是从影像开始的，这意味着剧本也始于影像。整体来说，剧本工作分为两个阶段，第一个阶段是跟贾导一起观看他20多年里拍摄的海量素材。也就是说，作为联合编剧，我得先跟着导演一起剪辑，并且在素材里寻找故事线索。
很快影片就建立了中心人物：巧巧和斌哥。其实20多年里，贾导也拍摄了很多其他人物，而巧巧和斌哥的故事线是最吸引我们的。然而素材将近1000个小时，非常丰富，但特别庞杂。即便中心人物已经建立，我们也很快发现，影片可以有很多方向、很多种可能性。我一开始就向贾导提了一个问题：导演最终希望形成一部什么样的影片？他很清晰地回答我，他希望做一部故事片，而且是一部不大一样的故事片——人物生命线索有可能似曾相识，但结构和视听语言是崭新的。
我的理解是，我们要在反类型化叙事的前提下去创作新的叙事。
事实上，在故事片的前提下，我们也可以有很多剪辑方案，比如可以做一个强情节的影片，或是一个倒叙的影片。但最后贾导采用了一种传统的、线性叙事的方式，结合影像本身的逻辑和更自由的剪辑，纳入庞杂的素材。这是因为，如果只是呈现一个爱情故事，《风流一代》干嘛要拍20多年？我们大可以完全复制、再造那个过去的时代，用一两个月就可以拍完这部影片。我想贾导之所以要拍这么长时间，就是想要顺着人物的爱情线索，延展出他20多年来对整个时代的沉浸式感受，并且进一步延展出复杂的现实、庞杂的个人记忆。
围绕这个思路，我们把巧巧和斌哥的故事线梳理得非常清晰，影片前三分之二的叙事就这样在剪辑台上完成了。
第二个阶段，我们反复观看这个剪辑好的段落，同时着手构思影片的当代部分。跟常规的剧本写作一样，我们开始发展影片两位中心人物在2022年的生命。这部分的创作拥有一个最重要的前提，就是保持影片的整体性。我们一直在思考，如何让2022年段落的每个细节、演员的每个动作，都可以向观众呈现新的故事发展，同时也要跟前三分之二的人物性格和故事形成呼应。
另外一个挑战在于，影片在剪辑的时候就形成一个思路：让女主角巧巧完全不说话。其实巧巧在很多素材里有非常多的对白，但演员本身沉默的状态，和她在镜头前微妙的情绪变化，非常吸引我们。有句话说“于无声处听惊雷”，沉默可以带来一种内在的惊心动魄。因此，在当代部分的剧本里，我们延续了这样一个思路。这带来了很大的挑战。导演是第一次尝试写没有对白的剧本，我们需要设置一些与别人的交流段落，从情绪上、动作上给演员提供默片式的、沉默表演的空间，包括巧巧跟斌哥的交流、跟机器人的交流等等。
观察《风流一代》的演员们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，因为这个项目的特殊性（我们是剪辑完成前三分之二后进行当代段落的拍摄的），我可以一边看20年前年轻的“巧巧”和“斌哥”在尽情唱歌跳舞，一抬眼又看到现在的他们，让人唏嘘。经过20多年，两位演员的面孔、声音、体态都有变化，尤其是饰演斌哥的李竺斌，因为前几年的一场疾病，他显得比实际年龄要老一些，走路也不太方便。在影片里，他基本上没有化妆，样子跟他目前的实际状态保持一致，这是所有化妆、造型技术都无法达到的状态。
我们开拍后的第一场戏是斌哥独自回到大同、在展览馆里看一群中年人跳交谊舞，李竺斌一个人费劲地走上很高的台阶，看到那群与他年龄相仿的、还在跳舞的叔叔阿姨。灯光师布置了暖暖的光线，我在镜头前看到了斌哥眼中的舞池，他默默地转了一圈，好像在回忆自己阳光灿烂的日子，非常动人。
赵涛老师最让我最敬佩的一点是对角色的共情和理解。每次拍摄前后，我都觉得她一直在尝试进入角色的头脑和内心，想像角色的动作、表情、状态，包括想象这个世界在角色心中的样子。在我们拍摄超市那场戏之前，她去了大同一家超市“实习”了很长时间，学习如何打包蔬菜、过称。实拍时，我发现她的站姿垮垮的（跟她本人平时完全不同），打包手速很快，确实很像一位每天需要站很久、非常疲惫的超市工作人员。
有很多细节是剧本里没有、由现场赋予的。比如在一个冬天的夜晚，我们拍摄巧巧和斌哥再次相见之后，相伴穿过城市街道的镜头。拍摄在大同真实的城市街道上进行，剧本里这场戏只有几行字，但我们希望这个镜头能尽可能地体现当下的社会景观和市民状态。
到了现场，剧组忙着布灯、调整时，渐渐开始有人在一边围观。我们的摄影师余力为老师敏锐地发现，有三个穿汉服的女生在一边凑热闹，她们拿着自拍杆，明显是出来玩的过路人。贾导当即让演员副导演去和她们交谈，让她们站在摄影机前景，加入到拍摄中来。还有一个网络主播看到这里要拍戏，就站在人群里远远地直播，也被贾导“临时征召”，进入镜头。整个拍摄期间（即使是在开机时），他是真的全程在快手做直播——他应该不清楚我们在拍摄什么，但这不妨碍他在直播间里给观众看现场的摄影设备和工作人员，大谈特谈，接受打赏；我们也得以在拍摄男女主人公路过十字路口时，拍到了一幅大同街头真实存在的众生相画面。
那天风很大、很冷，但这场戏拍到第三条，我们就撞到了一个非常自然的镜头：过马路时，走在前面的斌哥晃了一下，他回了一下头，饰演巧巧的赵涛马上紧张地做了一个上前扶他的反应。这样的情况的确是剧本时期没有想象到的。跟最后获得的画面一对比，剧本真的显得单调乏味。
在戛纳，我们又一次体会到电影是离不开电影院的。坐进电影院看电影是一件有仪式感的事，在卢米埃尔大厅，你能看到两千多名观众为了影片盛装出席，并且在映前和映后起立鼓掌、向主创致意。当时演员周游就站在我旁边，我记得他侧过头跟我说：“我现在觉得能拍电影真的太好了。”
只上映22天是我们跟宣发团队共同商量后的决定，我们希望用这种特别的形式，让观众一起参与这样一个“风流一代节”。其实我们每一次因为一部电影走进电影院，这个线下过程都是有仪式感的，而它又不会很严肃紧绷——看电影是一件轻松的事，希望大家可以约上朋友走进电影的世界，跟故事中人物轻松相处两小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