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816》的群像之特别，不仅在于它足够有生活质感，能够将病房之中人们的生活细密铺陈开来，更在于它将孩子之间的联结串成扎实的群像，不刻意去煽情，不怀揣技巧和鸡贼的审视。同样的，还在于导演本身的创作态度和自我表达，是夹杂了自我在低谷期的思考与自省的，因而显得格外真诚与可贵。
作者：条形码
编辑：蓝二
版式：王威
最近一周社会对沙白安乐死事件的热议，让我们再一次感受到，人们对于死亡既有本能的惧怕，又有本能的求索。
弗洛伊德认为，每一个拥有意识的个体都本能地背负着一对注定相互对立的欲望，即生存的意志及其反面。从这个角度上来说，如果安乐死是个体自主放弃生的可能，那么以癌症儿童为主角、讲述癌症的电影《816》，则刚好与之相反，它所讲述的，是人如何抵挡对于病痛的恐惧，如何让生存的意志敌过死欲。
《816》由《海角七号》、《赛德克·巴莱》的导演魏德圣执导，截至目前，豆瓣评分8.0，口碑还在稳定发酵中。但在这部电影市场排片近乎消迹的当下，再来讨论这部电影，是否还有意义？
事实上，对于癌症电影，我们似乎总会带着既定的情绪预设，默认它会遵循“刻意渲染，强行催泪”的套路，而在看过《816》后，更多观众的感受则是，它是一部拥有着“非标”调性的癌症片。
《816》没有强调癌症对普通个体和家庭的重锤和磋磨，而是做扎实的群像戏，放大六个主角家庭在各自生活中所遇到的小确幸，同时降低失去生命这一悲恸事实的信噪比。在癌症之外，日常的温情才是这部电影真正对焦的事物。
更为重要的是，全片实则都在密集呈现患癌儿童对于“生”与“死”的思考和感悟，但又不是纯粹情绪式的输出。比起模式化的癌症片里普遍存在的强情绪渲染，《816》反其道而行，让观众产生了更为真实的共情和触动，也从而让立意进阶，以死亡衬新生，最终，一种强烈的“求生”情绪让电影的落点更加有力。
当一部讲癌症的电影做起群像
《816》片名的出处，来自一间病房的房号，片名即是点睛，它简明扼要告知观众，影片是一出群像戏，是关于这间病房中的儿癌患者、家人以及主治医生之间，因病痛而牵引出的喜怒哀乐。
它讲癌症，却又不局限于癌症，甚至于一口气将摄像头对准了六个患癌家庭，二十余位角色。但剧情却并不显杂乱无序，而是自然而然让观众进入故事，进入816病房的日常之中。
导演以源源这一角色作为最核心的主视角，由她进入病房开始，故事徐徐推进。六个家庭之间，从互不相熟，甚至因贫富差距和宗教问题针锋相对，再到彼此帮扶安慰，看似平淡的日常却因为癌症片的背景而显得翔实和生动，也让观众摆脱了原本的情绪预设，意识到患癌儿童和家人作为“正常人”的那一面。
当然，《816》的群像戏并非只延宕在病房的日常之内，在导演设计的平行“抗癌”世界里，六位患癌儿童同样集聚在一起，共同抵抗病魔，这种群像设计将孩子们之间萌动的友情、爱情等情愫，刻画得淋漓尽致。值得一提的是，魏德圣在这里并未同其他同类作品一样，将镜头聚焦孩子们的痛苦，而是以动画来展现孩子与病魔之间的抗争，以热血“打怪”的风格，中和了故事本身的悲情基底，充满童趣轻盈的调性。
童趣是《816》最为特别之处，导演在电影中放大了患癌儿童的天真和童心。影片中，孩子们在得知是延去世后，第一反应则是要把他心爱的东西烧给他，“死亡”在孩子们眼里此刻是轻巧的羽毛。
同时，这样的处理手法实际上所收获的情绪浓度则更为强烈，就像在侵害戏中，镜头一味对准受害者反倒让观众感到恶心与惊惧，而将镜头对准施暴者，反倒能够让观众直面恶的本源。
实际上，魏德圣在执导这部电影时，最初的心境起始非常简单，在采访中，他大胆自陈，几年以前，他当时正在进行中的项目，因为各种客观原因进展缓慢，彼时的他因为项目和疫情等影响，心情变得十分低落，他迫切地想要走出来，“我需要讲一个故事来释放我的负能量”。
在这样的至暗时刻，他想起了这个二十多年前偶然听到的故事，以原本的故事作为原型素材，魏德圣很快开始创作。而在创作过程中，他始终非常清楚自己的核心表达：用这部电影来消解观众以及自己的负面情绪。
作为台湾的新生代导演，魏德圣对于民族史诗以及失意颓丧的小人物一直情有独钟，《赛德克·巴莱》讲述凡人英雄，《海角七号》剖陈小人物的命运，讲述患癌儿童的群像故事，对于他而言，既是新的尝试，亦是一次挑战。
从这个角度上来说，《816》的群像之特别，不仅在于它足够有生活质感，能够将病房之中人们的生活细密铺陈开来，更在于它将孩子之间的联结串成扎实的群像，不刻意去煽情，不怀揣技巧和鸡贼的审视。同样的，还在于导演本身的创作态度和自我表达，是夹杂了自我在低谷期的思考与自省的，因而显得格外真诚与可贵。
癌症片的情绪“软着陆”
无论在华语电影，还是世界电影史上，讲述患癌的电影作品，并不算是冷门题材，近的有《送你一朵小红花》、《小伟》等华语片，远的也有《遗愿清单》、《星运里的错》以及《我和厄尔以及将死的女孩》等外语片。而这些电影的侧重点自然各有不同，《816》所展现出的特别之处在于，它有耐心，它不浮躁。
这种耐心首先体现在对于强煽情叙事的回避，在观看《816》的过程中，观众几乎不会预判到之后的剧情，因为它并不套路化，在源源向大杉告白失败时，原本以为她下一秒就会落泪，没想到的是，剧情峰回路转，源源的一句“渣男”，让观众在捧腹大笑的同时，也让人们对她的性格有了更为立体的认知，有了这样灵动的人物设计，观众自然会为源源最终的离世而感到揪心和痛苦。不走模板化剧情，而是让观众爱上电影中的人物，这种不浮躁的态度在当下便显得尤为可贵。
其次，它给予观众思考和延宕的空间，因为观众的情绪并不是精密的仪器，能够被计算、被掌控。所以它适时留白，让一些预料之中会提升情绪浓度的时刻被轻轻揭过。
比如，在是延去世后，他的父母回病房收拾遗物，此时，他们的情绪是被剥离出身体的，麻木成为了他们的最后一层伪装。而直到是延母亲不小心掉落东西，整个病房其他人拉开帷幔时，这一刻，是延的父母再也控制不住。这样放空的剧情推延，反倒调动了观众的情绪，让人们在无意识中与角色共情。
苏珊桑塔格在《疾病的隐喻》中其实有过对于癌症的隐喻的阐释，癌症常被看作是一种道德上的疾病，这种隐喻导致了对癌症患者的歧视和污名化，使他们在社会中处于不利地位。癌症的隐喻不仅仅是对疾病本身的描述，更是一种道德评判和社会态度的体现，这种隐喻在社会中形成了一种压力，使得患者感到羞耻和绝望。
而当我们代入这样的观点时，不禁会思考，魏德胜的《816》，其实恰恰做到了将癌症“去病化”，将患癌儿童“健全化”，不以癌症对人的侵蚀为主要的表达，而聚焦于人本身的抗争和更为豁达的死亡观。
观众的情绪不再聚焦于病痛和弥漫在患癌家庭中的苦难，而是由中心缓缓向四周荡开，从痛苦和难过转化成对生灵的敬佩，这种情绪的“软着陆”，在情绪成为一种热门“疗法”的当下，无疑有着关键的一席之地。它让我们意识到，情绪并非只能是沉重与苦痛的，它还能够传递给我们更为昂扬的一面。
THE END