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22年3月，万玛才旦出版了短篇小说集，名为《故事只讲了一半》。如同他这精彩的一生，他的故事也只讲了一半。
导演的离世对于所有人而言都是一种遗憾，《雪豹》是导演离世后上映的首部影片，不出意外的话，也是我们能在大银幕上看到的倒数第三部作品。另外两部分别是他自编自导的藏地题材电影《陌生人》，以及作为监制并编剧的公路爱情片《藏地白皮书》。
《雪豹》和万玛才旦导演之前的大部分作品一样，在国内外的影展上获奖无数，却在市场反响上收获平平。
对于这一批藏地新浪潮的共性而言，我们很难将商业性与艺术性的平衡凭空架套在影片之上，他们努力在寻求“藏地”与“类型”之间的融合，努力面对市场和更多观众的尝试，但是首先不能割舍的仍然是藏地文化的艺术空间。
早在2018年上映的《撞死了一只羊》中，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具有藏地题材艺术类型片的自觉探索意识，前者与《雪豹》均在魔幻现实主义背景下结合起公路、西部、悬念灯元素。
在万玛才旦的作品中，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日常化的抽象隐喻，例如老狗、羊、秃鹫、气球……当物象的特殊性表达重新回归现实主义风格，影像文本也就具备起更强的情感张力。
其实我们可以发现，万玛才旦的电影在真实书写藏族文化自然崇拜的同时，方方面面想要传递出一种救赎的命途，体现现代社会碰撞中的藏地自然观的变迁。
救赎的母题在万玛才旦的文本中并不宏大，不涉及到神秘化的天地人神的纬度，往往只是对自身来深化救赎的精神内核。
因此在万玛才旦的电影中，不存在高深莫测的故事，而是从民族内部出发，将叙事缩至家庭内部，展现最为稀松平常的藏区生活。
《雪豹》亦是如此，影片讲述了一只雪豹咬死牧民家的九只羊，不同价值选择下的人们如何“处决”雪豹的故事。
看似简单的故事，却因为海报上面有一句话变得复杂与离奇——谁闯入了谁的世界？
在“杀雪豹”与“放雪豹”的矛盾冲突下，人类自然而然成为了权力的掌控者。当然从人类社会的逻辑来看，牧民的确在承受着所属利益区域下的经济损失，于是乎观众不自觉也成为了凌驾于自然之上的审判官。
雪豹在此刻成为了闯入大众视野的“他者”，在人类文明的围剿之下，雪豹的罪行无疑没有任何合理性可言。
但是仅仅这一点并不能够给雪豹判以“死刑”，更重要的原因在于“摄影机的在场”。
熊梓淇饰演的汉族记者象征着更为先进的现代文明，而摄影机则是代表着公信力与公权力的体现。
牧民金巴作为受害的当事人，与其说他是因为想要索取赔偿才不敢轻易杀死雪豹，不如说他是受制于传统 （父亲） 与现代 （记者） 的夹缝中，不能轻易给出明确的解决办法。
于是我们可以在多段采访中发现，影片原本的旁观者视角会自然转移为第一视角。
金巴能够通过摄影机直面银幕内外的观众，这一媒介成为了观众与金巴之间的情绪链接窗口，观众从而被动与金巴产生自身认同，直接给雪豹定下罪名。
但是我们换一个角度重新思考海报标题，到底又是谁闯入了谁的世界呢？
在冬格措纳湖的见证下，雪豹无疑才是这里的原住民，而人类则凭借着野蛮与暴力进行夺权，改写食物链并以统治者自居。
影片中的主观镜头让观众代入雪豹的视角，看的到是困兽般的围捕，人类以言语诉说着对神灵的崇拜，却以行动撕裂着人性与神性之间的隔膜。
在万玛才旦过去的影片中，大多点缀着外来文明与藏地文明之间的冲突。作品体现着藏区族群对现代化进程的态度，多以牧羊人的视角游移于牧区与城镇，探寻着自我的身份认同与归属。
但是在《雪豹》当中，以本地人自称的藏民意外成为了「外来」的闯入者，而雪豹则成为藏地文明的叙事主体。
在视角的转换之下，观众游走于人与自然的对抗之中，事件里的每一个人都扮演着不同角度的“闯入者”身份，于是。在如此神圣的天然场域下，《雪豹》多以手持长镜头的方式增强纪实的观感，在文本的现实部分淡化掉以往的诗意风格。
观众跟随着摄影机的视点感受着不同的生命体验，从而转为一个冷静的观察者，一个局外人。
但是在黑白色调的超现实片段里，影片的内核完成了闭环。小喇嘛支走牧民放生了雪豹后，后又被雪豹拯救托回了人类文明之中。
影片的明显叙事线是金巴与雪豹之间的恩怨，但实际的暗线却是雪豹与小喇嘛之间的信仰关系。
雪豹不再是单纯的动物，而是成为一种符号性的象征，它隐喻着人类对神灵的自然崇拜，以及天地人神的命运互现。
雪豹被牧民视为神佛，他们跪拜在雪地中虔诚的恭候着它的降临。同时，小喇嘛也信奉着藏传佛教中“生死轮回，因果报应”的教义，于是他直面雪豹，直面着自己的内心。
在万玛才旦的作品中，一直体现着传统与现代文明的碰撞与冲击。
无论是《气球》里生育权力的争夺，还是《撞死一只羊》里两位金巴面临的救赎与杀戮的纠缠，都体现着藏地信仰在遭到外界现代文明的冲击时的慌张、失落与迷茫。
在《雪豹》中，媒体与“公家人”成为外来的审视判官，在传统信仰体系下，父亲说服不了执拗的金巴，于是他只能将自己的权力转交至“公家人”手中。面对秉公的执法，金巴表现出的慌张，是他难以抗衡的绝对权力。
自此，《雪豹》探讨的暗藏人性与生命的宏大命题，以及万物共生的信仰体系呈现崩塌的意味。
原本超越世俗现实的思考也逐渐回归到动物保护的层面，自然的法规转交至明文的法律，人与自然之间的对话和碰撞也以一场神灵降世的隐喻，草草收尾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