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周，去年戛纳金棕榈得主茹斯汀·特里耶来到中国参加了一系列宣传活动，《坠落的审判》北京大学映后活动发生的小插曲，使这部电影进入了更多人的视野中。
我们也采访到了特里耶导演，中国观众对性别议题的讨论热情让她非常吃惊，这是她在欧洲和美国都没有看到的情况。
采访中特里耶谈到了她的女权主义者身份，以及她作为导演对影片的各种精心设计：对素材的取舍、对表演的思考、对现场调度的控制......
《坠落的审判》是一部让中国观众热烈讨论性别政治的电影，它不只呈现了一种对异性恋婚姻、家庭、男女位置的现代思考，导演对类型电影“完美范式”的厌倦，也让她决定使用新的方法、新的视角呈现一个混乱却震撼的故事。特里耶是一个不爱看“经典电影”的剑走偏锋型影迷，她说自己很喜欢特吕弗的一句话：
“拍新的电影，是为了反对自己的上一部电影。”
以下是陀螺电影对特里耶导演的采访全文：
陀螺：我们先来聊聊《坠落的审判》的创作起点吧。最开始是如何想到要创作这个故事？
特里耶：我认为灵感的开端是......我记得很清楚，当时我和女儿在家里，她当时10岁，我记得我看着她，心想：“但她对我的家庭、我的家族史、我的过去究竟了解多少呢？”于是就这样开始了。这确实是最开始的想法。
然后再是把自己从自己的故事中抽离出来，讲述最糟糕的可能性。想象一下，一个孩子面对着地狱般的称述，面对着他父母的生活在公共场合被每个人评论，诸如此类的情况。但影片就是这样开始的，在那之后，我认为影片显然把重点聚焦在一对夫妇上，这对夫妇的故事，这个女人的故事，以及真正深入到当今地狱般的共同生活的故事。
显然，女主角是一个非常强大、非常有力量的中心人物，她对自己想要的生活和生活方式毫不妥协，却要与一个被她超越的男人一起生活。而事实上，这个女人与他的地位是平等的。
主角桑德拉，由德国演员桑德拉·惠勒饰演
陀螺：所以一开始你决定把男孩的视角放在影片的最中心？
特里耶：最初的想法其实是：母亲和儿子之间有一种默契。事实上一开始儿子认为自己的母亲是完美的，就像世界上所有的孩子一样。他认为父母之间发生的事是正常的，是常态。然后影片逐渐发展，孩子开始怀疑他的母亲，开始对自己说：“但我的母亲不是不会撒谎吗？”孩子和母亲之间的关系逐渐分离，孩子成为了一个有自己想法的小大人。
所以我觉得这句话很吸引人：“一个孩子终于开始有自己的观点了。”是啊，有自己的观点意味着什么呢？突然开始评判那些养育你、抚养你长大、从小和你生活在一起的人是什么感觉？
儿子丹尼尔，由米洛·马查多·格拉纳饰演
陀螺：这是您第二次和哈拉里（注：亚瑟·哈拉里是特里耶的创作和生活伴侣）一起合作剧本，你们之间的合作模式是什么样的？
特里耶：这是我们第一次工作得如此辛苦，但当时正值疫情。所以我们都被隔离在家，就像世界上所有人一样。我有一个七个月大的孩子，亚瑟不能宣传他的电影，所以他和我关在一起。于是我说：“好吧，那我就让他一直为我工作。”一开始他不太愿意，他说“可以是可以，但这占用我太多时间了”，最后我终于说服了他。
一开始我们只是聊天，没有写太多东西，只是聊话题，聊啊聊啊聊，然后我们就分隔在两个不同的房间里，互相发邮件。最后，我们互相发的都是一些单独的场景，我会说“这不好，这很好，这不好”，他也会说“不好，很好”......之后我们逐渐朝着不同的方向写下去。但那段日子很有趣，也很紧绷，因为我们住在一起，没有写出好的场景我们就不会上床睡觉。
陀螺：这样会有男性创作者和女性创作者的视角冲突吗？
特里耶：是的，但与此同时，我不认为亚瑟只能专注于男性写作，而我则专注于女性写作，实际上是更融合的。但没错，有时确实存在这种冲突情况。例如，影片中间那场吵架戏持续了10分钟，非常激烈，那场戏写起来相当有趣。因为很明显，这场戏关于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很多问题。在很多段落中，他们是一男一女的设定显然在剧本中起到了作用。这部电影的制片人也是一男一女，所以剧本总是在我们这两对夫妇之间进行讨论。而且“Metoo”运动五年前就发生了了，当我们创作这部电影时，很多问题都自然而然地出现了，因为每个人都在问自己这些问题，思考“我的生活方式正常吗？”“我想经历这些吗？”“如果我是女人，我一定要生孩子吗？”“我必须要这么做吗？”……
所有这些非常简单、非常普遍的问题都在这部影片中出现了。我们一直在问自己这些问题，有时我们的意见并不一致。他也是导演，不止是编剧，亚瑟是男导演，而我是女导演。因此，这部影片非常有趣的是，它将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的许多非常私密的事情展现在我们面前。
特里耶和亚瑟·哈拉里，两人是创作和私人生活的搭档
陀螺：您提到的这些问题在中国的社交网络上也有很多讨论。总是有男人在问：“你们为什么要讨论这些问题？”有人说：“为什么非要说这部电影是女权？”在您看来，它到底是不是一部女权主义电影？
特里耶：是的，当然是。
因为事实上，我认为我无法拍摄女权主义以外的电影。因为我是一个女人，我的兴趣在女性一边，因为我是一个女人。我一直在拍摄非常复杂的女性角色，她们不仅仅对生不生孩子、有没有工作感兴趣。
的确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女性要么被男性包围，试图了解男性大脑中的东西并帮助他们。事实上，她们要么担心在40岁之前能不能生孩子，或者……你知道，诸如此类的问题，非常基本的问题。我觉得作为一个女人，我一直在看电影，甚至是男人拍的电影。我曾经一直认为自己是个男人，我看男人拍的电影，我对男性角色比女性角色更感兴趣，所以我认同男性。
因此，当我拍摄电影时，我当然会把所有这些都赋予女性，因为我是女性。所以对我来说，女性不仅仅局限于两件事。她们看世界，对世界有自己的看法，她们有自己的想法，她们思考，她们不只有两种选择。但与此同时我也对男性很感兴趣。我的意思是，我并不只是想拍关于女性的电影。对我来说，有趣的是思考我们如何共同生活。当然这部电影对于不同年代的观众来说肯定会以不同方式存在，比如现在的年轻一代，20岁出头的观众，确实完全不会问自己同样的问题（如何共同生活）。我有一个 13 岁的女儿，她告诉我“我不想要孩子，我不想要传统的家庭”，我说“好吧”。
陀螺：中国的很多年轻人也这么想。
特里耶：是的，就是这样。连我女儿都说：“我不想，我不感兴趣。”我还有一个四岁的女儿，她告诉我她想要40个孩子。她们是完全不同的。
但我认为重要的是让女人自己选择，而不是告诉她们该怎么做。这是多年来一直存在的问题，人们总是告诉女性如何得体、穿戴什么、如何打扮、如何做头发、如何化妆，以便她们也能成为男性幻想的对象。我认为让女性来做决定是件好事。但另一方面，我们正处于一个危机的中间状态，我们需要找到一种相互交流的方式，找到一种不交战的方式，因为我的电影并不是说女性是最棒的，男性应该怎么怎么…… 不是这样的。事实上，思考这个问题很有意思，因为没有人是绝对正确的，我只是提出这些问题，我们该怎么做。
陀螺：有点像《芭比》最后的观点，如何共存。
特里耶：是的。
在中国社交网络引发争议的《坠落的审判》北大映后现场
陀螺：您刚提到了那场争吵戏。这场戏对于整部电影来说太重要了，它甚至是唯一一次对夫妻生活的“闪回”。您当时为什么决定要拍这场戏？
特里耶：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。因为在创作之初，当我们开始写作时，我们就说过不要有倒叙，不要有闪回，什么都不会有。我们把这场戏想象成全部只有声音，只用声音呈现。
但事实上，我认为让观众永远看不到塞缪尔实在太暴力了，我认为更重要的是让观众看到那一幕，让他们了解这些人是谁，这对夫妇是谁，让他们对塞缪尔有更多的感情。如果我没有让观众看到塞缪尔，他就只是一个鬼魂，他不会被呈现出来。因此我们决定在影片中做出这个小小的让步，将其呈现给观众。但我们没有展示这场戏的结局，这意味着我们不知道谁打了谁。所以暴力发生的那一刻，真的是在这场戏的最后，当你听到打击声的时候，你确信暴力发生了，但观众必须回到法庭上，只听到尖叫声，不知道谁打了谁。因为在这场戏之后，每个人都在描述，但谁打了谁，我们不知道。
所以对于我们来说，很重要的是法庭里的人不知道真正发生了什么，他们必须有自己的观点。事实上，在现实生活中，有时我们会听到这样的声音，一些只有声音的东西，我们必须处理这种距离感，我们不确定的东西，我们有怀疑，但我们必须处理这些疑虑。
丈夫塞缪尔，由塞缪尔·泰斯饰演
陀螺：在这场法庭戏中，您用了很多媒介材料，让现场的人和观众试图拼贴出真正发生了什么。这其实有点像拍电影本身。
特里耶：没错，说得太好了。事实上，这部电影使用了非常古老的东西，声音、图像，都是非常简单的素材，而且在电影中不断出现。我们用了电影的嵌套结构，因为我们必须重现场景，就像电影本身一样，我们成为演员，我们必须通过重现场景不断尝试理解发生了什么。
电影只是试图理解我们不理解的东西，就像这对夫妇。影片一开始，我们被扔进这间房子，我们什么都不明白，我们不知道我们在哪里，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。有一只狗在洗澡，有一场非常复杂的思想讨论，在此之后整部电影都在试图去理解，就好像我们在重放这一切，就像电影本身一样。
此外，语言，就像我们此时此刻一样，都是不同的语言。我们不断尝试翻译，尝试理解对方，她是德国人，她说英语，他是法国人，他说英语。所以，英语，是这个中性地带的语言，是恢复关系的语言。我认为这部电影只是试图翻译“夫妻”，以及两个人在这里生活，这些难以理解的东西。
陀螺：您是如何选择这座木屋的？它有什么特别之处吗？
特里耶：这非常复杂。这甚至是整部电影最复杂的事情。因为我和阿图里在我们自己的公寓里创作了一个根本不存在的房子，按照这个想象的设计了所有技术层面的东西。我们每次交流讨论剧本的时候都从画图开始，因为如果不展示图画，我们就无法理解对方。而当我们开始寻找木屋时，才发现没有一间能用的。我甚至都哭了，我想“我们永远也找不到合适的木屋了”，因为没有合适的距离，没有合适的……都没有。
所以最后我们选择了一个最适合我们改造的木屋，然后我们在木屋的基础上改造了一切，我们建造了房间，我们以不同的方式重新布置了一切，我们改变了剧作中的一些东西使其能在这座木屋中发挥作用。但我们真的把木屋改建成了我们自己的......就是这样。
陀螺：我们再说回那场吵架戏。这场戏中桑德拉的表演非常有力量，您是如何执导她的表演力度？因为她的表演力度是整场戏的关键。
特里耶：在拍摄之前我非常害怕这场戏。真的，每个人都害怕这场戏，因为我们知道，如果这场戏搞砸了，这部电影就不会成功，这是我们作为真相展示的唯一东西，是唯一的证据，剩下的一切都是猜测，这是影片中唯一一次我们给观众说“这是真相”。这是现实，这是声音，即使你能看到画面，这也是你能触摸到的关于这对夫妇的唯一真实的东西。
桑德拉在第一次拍摄时，她的表演就已经非常强烈了。我的摄影师都哭了，因为她的表演太暴力了。我们用了两天时间拍摄，所有的东西都在两天内完成，两个主角每人都有两台摄像机对着他们拍，因为表演强度太大了，他们的脸在变化，肌肤在变化，肌肤的颜色也在变化，所以我们必须同时使用两台摄像机。
后来我们尝试了很多不同的方法，比如我要求桑德拉表现得越来越暴力，我们真的尝试了很多不同的东西，这样当我们剪辑的时候，我们才能真正确保有尽可能多的素材。但这非常困难，因为桑德拉告诉我，她担心自己失声，所以她让我不要拍太多。但与此同时，我们真的必须尽可能多地拍摄，桑德拉是如此坚强和优秀，她很快就实现出了一些非常令人难以置信的东西。
唯一与剧本不同的是，我原本觉得她在这场戏中应该更柔和一些。但我们的想法是，这场戏应该是渐进的，不应该一直是同一种情绪和强度，应该是有起伏的。所以这场戏一开始必须非常冷静。我们添加了一个剧本没有的东西，那就是当她告诉他她爱他的那一刻。这句“我爱你”没有写在剧本里面。她走到他面前说“我爱你”，然后他给她倒酒。这是在拍摄前即兴创作的，目的是缓和整场戏开头的情绪，使这场戏结尾更加有趣。
整场戏最后，它必须是非常暴力的。但这更难，因为任何暴力场面都需要很大的能量，而声音是不会作弊的。所以这非常有趣，你可以用画面作弊，你可以对画面随心所欲，但声音，观众知道什么时候的尖叫是真实的，什么时候的哭泣是真实的，你无法作弊。要欺骗和作弊，要在声音的情感上撒谎，要难得多。当他们演到非常恼火的时候，我要求他们演了很多次，因为我觉得有点不对，我们又做了一次又一次，直到真的对了为止。那几天在情感上真的很难熬。
陀螺：这场戏拍了那么多，那在后期阶段如何进行选择呢？
特里耶：我们最终选择的并不是最暴力的那些。最大的难度是，我们仍然需要喜欢桑德拉这个角色，我们并不能反感她，但同时我们又需要有点害怕她，因为她在这场戏里非常不同。所以要找到正确的平衡点非常困难。
我们花了好几周的时间把它们组合在一起。在某一时刻，我们必须沉浸在这场戏中，但又不能对此感到厌恶。所以如果存在一个度，那会是非常精细微妙的度。最近我为了制作DVD花絮回头看了当时的素材，我会觉得，啊，我应该用这个镜头，那个镜头。对我来说，剪辑总是让人抓狂。因为当演员演得不好时，剪辑很容易，因为你只需要选取最好的那一个；但当演员演得好时，剪辑就很难，因为有太多的可能性。
陀螺：除了您刚提到的，还有没有你现在回看会觉得有些后悔的决定？
特里耶：有一件事让我感到遗憾，那就是桑德拉和律师在夜里喝酒时的微醺戏。
事实上，那场戏很长很长。当然他们会在最后接吻，但这场戏太长了，我们每次给观众看的时候，他们都会说：“不，我们不明白，在影片中间，这就像是……完全不一样。”所以我们不得不把它删掉。但我很喜欢那场戏，删掉它对我来说太糟糕了。
还有一个镜头是在影片结尾的中餐馆，那是我最喜欢的场景之一。我们拍了一个不说话的版本。有时我要求演员扮演自己的角色，但不说话，做所有同样的动作，端酒、拿东西，一切都一样，但不说话。斯万·阿劳德和桑德拉·惠勒就这么演了一段，非常不可思议，斯万演得泪流满面。他们做了所有同样的事情，但没有说话。我犹豫过要不要选这个镜头，我最近又看了一遍，他们演得太好了，以至于我没选这个镜头让我感到很对不起他们。但这真的是……当有好东西的时候，当演员太优秀的时候，这就复杂了。但我把这个镜头放在了DVD的花絮内容里。
陀螺：我想多聊聊桑德拉和斯万所饰演的这两个角色的关系，他们之间的感情若隐若现，很暧昧但又不会过于直白。您最开始是怎么设想他们这段关系的？
特里耶：对我来说，斯万饰演的律师就像是塞缪尔的替身。
换句话说，他曾经已经和她有过一段婚感情往事，也许他仍然还有点爱她。她也在利用这一点，因为她知道他永远不会让她离开，因为他喜欢她。但为了更好地为她辩护，他必须抛开感情。但两人之间的确还存在着一些暧昧，我觉得这很有意思，它展示了这个女人有诱惑男人的能力，而且这个男人夹在自己的感情和为她辩护的事实之间。但最后在中餐馆里，一切都不可能了。很明显，一切都不可能了，他们甚至不能接吻。
在拍摄时，有一次他捧起了她的脸，但这已经太过了，从感情上来说是不可能的，因为整部影片都展现了伴侣间的恐怖。而桑德拉和律师这对情侣的残酷性是，它拒绝了他们之间的一切可能性！他为她辩护，而她… 我不知道这是否算剧透，但无论如何，他的观点是非常复杂的。我们不知道他是否认为她有罪。
桑德拉的律师樊尚，由斯万·阿劳德饰演
陀螺：对于观众来说其实也很模糊，我们到最后也不知道桑德拉是否有罪。而对于演员桑德拉来说，她需要如何演出这种模糊性？
特里耶：我让她装无辜，我说“演得像个无辜的人”，尽管我们不知道她是否无辜。
另一方面，她在片中也犯了一些错误，她撒了几个谎，比如，当她说到手臂上的瘀伤时，我们知道她在撒谎。所以有很多小细节，你能感觉到她有些地方并不完全“干净”。同时她还是个作家，就意味着她可以操纵故事，她也可以操纵我们，等等。所有这些都是细节，但我要求她用一种非常非常诚实的、纪实的方式来演。
我们在其它电影中见过很多这样的女性角色：非常妩媚动人，但同时又有双重身份，有点像犯罪片中的老派女性形象。所以我们完全没有打这张牌。
陀螺：您是什么时候决定让桑德拉来饰演这个角色？因为你们之前还合作过《西比勒》。
特里耶：我们在《西比勒》合作后，我立刻就喜欢上了她的表演方式，然后我就想再次与她合作。我确实在想象这部电影、创作剧本的时候，就真的是以她为想象来写的。
《西比勒》剧照，桑德拉·惠勒（右一）
陀螺：所以从一开始就是围绕着桑德拉·惠勒去创造的这个角色。
特里耶：是的，她从一开始就在我们脑海里。
陀螺：您刚刚提到桑德拉需要用一种纪实的方式去表演。事实上影片中也有一些类似于纪实的拍摄手法，就像您以前的作品《索尔菲雷诺之战》，还有一些新闻段落，关于这个您是怎么构思的？
特里耶：灵感其实是来自于我非常喜欢的一部电影：理查德·弗莱彻导演的《勾魂手》。他在影片中混合了两种风格：一种是非常深思熟虑、非常精准的风格，另一种是有点纪实的风格。我认为这非常有趣，因为它创造了一种的混浊空间。犯罪惊悚片往往非常流畅精确完美，这让我有点厌烦，因为这不是我的美学。我喜欢不同美学的结合。
对我来说，这样的拍摄手法也说明了一个事实，即这部电影也是关于媒体和社会看待事物的方式的。因为媒体是什么？正是我们所做的，是那些观看影片的人，他们直接看到了这个女人的亲密关系，并将对她做出评判。我认为，当你拍摄一部电影时，你不能只想拍出美丽的画面。真正有趣的是能够传达感觉。而我发现使用这些不同的媒体让我感到非常兴奋。
作为一名观众，我喜欢很多70年代的电影。在这些电影中，斯坦尼康还不存在，但有时会出现一些新的镜头运动，甚至两种不同的拍摄方式共存，我觉得非常有趣。
理查德·弗莱彻《勾魂手》（1968）
陀螺：您说的70年代电影主要是指新好莱坞电影吗？
特里耶：没错，是新好莱坞。他们当时已经有了一个整体的革命，那个时代有很多新的拍摄方式，非常有趣。除此之外，我还很喜欢一些可能不属于新好莱坞的人，比如卡萨维蒂。他起初并不太明显，但在《首演之夜》等影片中，他在非常近的特写镜头中使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焦距，有时是在广角镜头中用短焦镜头，这后来在类型片中经常使用。他也是混合了两种不同的拍摄方式。
我喜欢这样。对我来说，伟大的导演，都是会经常使用镜头反差的导演。我还受到了小津的影响，在给狗下毒的孩子的镜头中对小津式镜头的直接借鉴。
约翰·卡萨维蒂《首演之夜》剧照，1977
陀螺：但我个人觉得相比较之下，您之前的电影创作似乎更自由、松弛一点，而《坠落的审判》则显得更严谨、精确。这是您的创作初衷吗？
特里耶：事实上，《西比勒》在形式上要自由得多、疯狂得多，因为它是一部非常巴洛克式的电影，它叙事朝着各种不同方向延伸，所以它非常不同。我认为《西比勒》本可以成为一部剧集，因为在剪辑时我剪掉了很多很多戏……因为我对《西比勒》中的一些表演有意见。
而《坠落的审判》更像是一条高速公路，和《西比勒》完全不同，它的叙事更像一条线，非常简单，就是一个女人在受审。在形式上，我觉得我在《坠落的审判》中发现了很多在《西比勒》中没有发现的东西。《西比勒》在表达方式和拍摄手法上更为经典，而在《坠落的审判》中，我敢于在技术和形式层面做得更多，它很复杂。
《西比勒》
特吕弗有一句话我很喜欢。他说他拍电影是为了和前一部电影对立，在形式上也是，因为他喜欢发现新的东西。作为观众，我看了很多类型片，很多奇幻片和恐怖片。人们总是对我说：“哦，真的吗？你喜欢这些电影？”我说：“是的，我几乎不看……”
陀螺：那种所谓的“经典”电影。
特里耶：是的。所以要么是类型片，要么是那种非常非常极端的，没有叙事，只有三个人物在一个房间里面说话的电影。这些电影都非常突出，而我也明白，作为一个导演，我需要在形式上越来越坚持自己。我需要坚持自我，尤其是在拍摄《坠落的审判》这样的类型片时。因为现在有太多类似的电影，照搬照抄别人的东西是没有意义的。所以对于《坠落的审判》，我觉得我必须做一些“不纯粹”的东西。
陀螺：“不纯粹”是指？
特里耶：就是不要太“干净”，要找到我自己的方式来讲述我的风格，也不要追求完美。如今每部剧集、每个平台、每样东西都是“完美”的，打开电视，你会看到所有这些拍得极好的东西。
但对我来说，更有趣的是尝试找到一些非常接近纪实、接近真实、接近现实的东西。例如，法国的法庭总是有点混乱，并不完美，我也想展示这一点，而不是试图把一切都拍得太规整。
陀螺：这一点我也比较好奇。因为法庭戏总是很难拍，在一个密闭空间里面几个人来回对话，但在《坠落的审判》中，法庭戏拍得很有活力，从调度和剪辑层面您是怎么做的？
特里耶：我认为这是最困难的部分。因为我害怕拍摄这个房间，它只是一个长方形，很容易拍得很无聊，人们还都呆在自己的位置上，没有任何动作。
因此，我们事先做了大量的工作，我的摄影指导和掌机员，我们都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。我曾说过，我们必须找到运动，不能只是很死板的油画似的画面，一定要有运动。所以我们想出了一些办法，例如有很多过肩镜头，来显示影片中有很多不同视角。
后来，我们还试图保留所有的摄影事故，突然的运动和抖动。有时摄影师西蒙会不高兴，因为我保留了他不喜欢的那几个有抖动的镜头，但我觉得这样很好，因为这样会产生一些……有趣的东西。
陀螺：所以我们看到的那些突然的镜头抖动都不是事先设计好的的？
特里耶：有的是，有的不是。
例如，有一场戏，孩子在作证，摄像机对着他从左到右然后从右到左转动。事实上这个镜头是我偶然发现的，摄影师助理在恢复机位时这样来回转了几下，我偶然看到了然后说：“啊，这样太棒了，我们就这么拍！”突然间，我们就能通过镜头运动感觉到孩子完全被法庭上的信息淹没了，有一种眩晕感。摄像机此时的运动传递的就是这种对话的眩晕感。
我们还使用了大量的变焦镜头，直接参考了70年代的电影。现在电影已经很少使用变焦了，而我们使用了大量的变焦。变焦也提供了一种运动的动态效果，它在很漫长的长镜头中创造了更具有活力的时刻，像是某种断点。当我们突然放大母亲的脸，或者从孩子切换到母亲时，就是这样。
陀螺：能跟我们聊聊狗狗Messi吗？从剧作层面和拍摄层面。
特里耶：首先，Messi（饰演的Snoop）在影片中是一个真正的角色，它不仅仅是人类的附属品，它有自己的表情。而且它才是那个能看见一切的角色，它可能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但它不会说话。
它和丹尼尔相反，丹尼尔看不见却能说话。它同时也是丈夫的鬼魂。它把整个家庭的一切联系在一起，因此，它是真正的纽带。同时，它也是一个无能为力的角色，因为它什么也做不了。它也开启了整部电影，我们看到它从楼梯上走下来，当它捡起球时，它看着我们的主角，而我们要花接下来的两个半小时去了解她。
我也确实很喜欢拍摄动物，我拍过很多动物，但这次不同。它的训练师劳拉·马丁真的很了不起，因为这只狗在拍摄前做了很多很多的准备工作。它学习了“装死”，学了很多东西。事实上，它只有一个缺点，那就是跑得太快了。所以有一些场景是这样写的：“狗在我面前慢慢地走，而我在它后面，我发现了……”，但在拍摄时这是不可能的，因为它只会跑！我以为他累了就会慢慢走，结果当它累了它就会趴了下来。所以它要么跑，要么趴着。
但我喜欢和动物一起工作，因为这显示了我们这个职业的荒谬性。狗狗看着我们心想你们到底在干嘛，你们在这里重现什么生活我根本不关心好吗。但戈达尔曾说过，狗不可能演技差。所以电影里有狗总是好的，因为至少你可以确定有一个角色演得很好，但我的电影不是这样，因为大家都演得很棒，但这只是个玩笑。
然后还有一场非常艰难的戏，就是他中毒的那场。这是很复杂的一场戏，因为孩子在哭。从技术上讲，这真的很复杂，但我们得到了很多帮助，我们很幸运有这个团队和我们在一起。
陀螺：您刚结束好莱坞颁奖季的各种活动，对于这次的好莱坞之旅，您的感受如何？
特里耶：这与我的工作不同，这也不是我的工作，我迫不及待地想回去为自己工作。但与我敬佩的人见面很有趣，这对我来说是最棒的部分，比如我遇到了阿里·艾斯特，《仲夏夜惊魂》和《遗传厄运》的导演。
另外很棒的是，如今这部电影已经不属于我了。人们现在如此认同影片中的角色，以至于它不再是我的孩子，而真正成为了一个“人”。
人们有时会很感动，有时会感到恼火，会说“不，她不是个好女人”，或者“这不是塞缪尔的错，这可怜的家伙”，或者反过来说，“她很棒”“他是个垃圾”。人们对这些角色采取了一种立场，这让我非常感动，因为我觉得电影与每个人最私密的部分产生了回响。
前几天，我母亲给我打电话说：“我最好的朋友告诉我，她看电影时一直在哭，因为她说她本应该和她的男朋友或其他什么人在一起。”最近在美国，一位女士告诉我“我打电话给我的前男友，让他去看你的电影，因为这部电影能解释我为什么离开他”，诸如此类。
所以这样很好，人们的投入程度真的很高，我想这也是我在美国的宣传活动中意识到的，它具有普遍性，不只是发生在法国或欧洲的事情。这一点真的触动了我。我以前从未经历过。
惠勒、特里耶、哈拉里在纽约活动
陀螺：我父母也看了。他们都认为自己是萨穆埃尔那个角色，在家庭中牺牲自我的那个人。
特里耶：哈哈真的吗，太有趣了。
陀螺：接下来您有什么拍片计划吗？
特里耶：我手上有两个项目，一个贵的，一个便宜的。也许我现在会试着先做贵的那个，因为也许以后我老了就做不了了，也许以后没有人愿意为我制片，也没有人愿意给我钱。
但是，我只想说，来到中国让我非常感动，因为这与我在其它地方做的所有活动都完全不同。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，也是我第一次发现有这么多观众…… 怎么说呢？我觉得观众的反应非常强烈，事实上，无论男女，对这对夫妻的反应都非常……情绪化，非常强烈，一点也不冷漠。有时，在某些地方，你会感受到不同程度的强烈。但在这里，我真的是第一次感受到这种感觉，甚至比在美国的时候还要强烈，所以这真的很让人惊讶。
/TheEnd
不是《芭比》女权，是你女权
陈旧如《可怜的东西》，并不比《芭比》高明
她在美国反女权
不拍女性主义的女导演，不是厌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