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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坠落的审判》当然首先是一部女性电影。
这是茹斯汀·特里耶的主观划分，也是电影的客观属性。对这一判断的否定和撇清，即便是在这边，或者应该说，尤其是在这边，早被证明是一叶障目或别有用心，会落得贻笑大方的下场。
特里耶作为导演以及编剧，赋予作品先天的女性作者身份。更进一步的是，在《纽约客》采访里，她公开表明自己是女性主义者（亦称女权主义者），就跟外婆一样，至于困在夫权之下居家操持的母亲，则是她衡量自己生活所需的反面。
这些思想与立场，驱动她个人的心智塑形，也驱动她成为愿意并可以进行表达的创作者。
由此不难理解她在自己的团队里，既能肯定优秀的男性员工，也会为女性占据并胜任电工这类偏向男性的工作而倍感自豪。这种两性本质上的平衡、公允，事实上有注入电影的表达。
对于一位已婚已育的女性，创作牵涉婚姻、家庭的电影，可以很自然地揉进自己的一些生活阅历与生命体验。一方面，这与女性主义有关，但不以女性主义为先行概念，乃至说教落点。另一方面，这不局限于她的亲身经历，还可以兼并许多女性的集体回忆和共鸣情绪。
就像是电影的女主角桑德拉，身为一位作家，很擅长在周遭生活里提取灵感与元素，虚实结合、若隐若现地重构人生，做出源于现实、超脱现实的表达。
包括桑德拉这个名字，特意跟演员桑德拉·惠勒保持一致，也是导演有意为之。她要在这个虚构空间，对演员的一部分真实存在进行截流。
这部女性电影有了这些基础，女性题材、女性主体、女性立场与思考方式，可以更自然也更强烈的呈现，而这实际上也会凸显出女性本身的弱势，以及言说的重要。
比如一说到女性题材，公众的直观认知在内地语境里，往往就是单一化、绝对化的婚恋、家庭、宫斗。即便标榜大女主标签，很多时候作品又甩不掉爽文思维，甚至需要刻意对恋爱保持距离，对雌竞作出遮掩，来达成所谓方方面面的无可挑剔。
说到底，依然有骨子里不够自信的谨慎和含糊，背后则有很多值得细说的前因后果，而这些都是作品文本的外延，也是女性主义的反观参数。
很明显的例子就是，内地需要宣传《坠落的审判》时，海报不仅「别出心裁」地减少尸体血量，而且落点是「揭开婚姻真相」。对电影的深邃思辨，可谓拿捏失准，但是对观众期盼，拿捏颇准。
其实还存在另一个版本的海报，落点是「看透人心」，但是果不其然不被重用，正如电影里这一层主旨，已经是下一个层级的理解。
《坠落的审判》的别有意味，就在于穿过、跳过大众的初级想象甚或「勒令」。背靠这类题材，主线却稍显惊世骇俗地，是围绕桑德拉是否杀掉丈夫萨穆埃尔的讨论。这是对女性背叛丈夫、家庭的审判，几乎暗含了绳之以法的热望，期待的方向并不会严格控制在伸张正义的范畴。
相应地，当中的女性主体桑德拉，放在西方尚且特别，更不用说置放在内地坐标体系里，那更是即便所谓大女主也无从近身的。
具体说来，能让她称得上特殊的女性特质，恰恰在于不那么女性。后一个「女性」，指的是刻板印象里的那种，比如温顺，主内，顾家。再上一层则是，任劳任怨，无私奉献。简而言之，就是对不平等的关系，自知、自甘且习惯。
在桑德拉的家庭里，接送、陪伴、教育孩子的任务主要落在丈夫身上，他抱怨琐屑杂事侵占了工作时间，因此无法跟桑德拉一样潜心写作，更没有办法获得本该是他但却被她得到的同领域成就。而且，时隔多年，他依然受困于妻子出轨的事实。
更重要的是，感性的他脆弱地向理性的她求救，但是不被听进去，且被有理有据地驳回，直到终于还是出现了暴力相向的「传统」场面。
总的来说，男性的这种委屈可谓相当陌生，可这建立在传统男女分工乃至印象上，一旦把性别调转过来，不难发现那无非是传统女性的普遍处境。
已经出过几本书的桑德拉毫无争议地是个成功女人，而且，她成功，不靠姿色，不靠身家，更不靠男人。当兼具感知力、执行力的她被放到被告席上，赢取官司靠的是逻辑，保护自己靠的是刚强，那可是另外两种被认定归于男性的专长。
这个角色的触动人心以及饶有意味，就在于女性主体的特殊性。换言之，她要是男的，无趣之余，更无法企及这个高度，毕竟我们已经在无数影像、文字和见闻里，印证并加固了那种定势。
正因如此，桑德拉的立场，还有思维模式，赋予了角色以及整部电影繁茂的反思价值。不需要以推翻固有模式为目标，她本身就是一个杠杆，在那里，电影的境界直接往上撬。
所以还是要说，假如划掉「女性」与「女性主义」，甚至以丈夫为主，电影将会缺少许多层次，许多内涵，甚至无法成立。
这样的女性电影，在当下依然是相对稀罕的，无论是放在以戛纳口味为代表的法国，还是以奥斯卡审美为代表的美国，更不用说更加缺乏主体意识的东亚，包括内地，它的存在凸显了女性声音发出的困难与依然重要，也彰显了女性在处理绝望处境的不同。
它在内地的票房预期是3000万，大概次于法国本土，而与美国大体持平，侧面说明了一些问题。
我们期盼这部电影票房高，是希望电影将它的社会意义发挥到最大，真实地推动女性生活的现实层面发生转变。
当我们还在所谓市场规则下海量生产女性爽文，并以此标榜女性业已崛起的假象时，拍片还不多的特里耶已经在一遍遍敲打女性主义表达的边界。
说起女性主义，或者强调女性的时候，我们实际上拐进了一个二元对立的位置。且不说女性主义追求的是平等，而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压制，譬如单是提出女性，难免就会贴上男性印记作尖锐对比。
特里耶通过桑德拉和萨穆埃尔的模糊性，将两性从区别乃至对立中解脱出来。她还明确表示，女性不是一个二元的概念。
于是电影一边凸显女性超拔的主体性，也一边凸显女主在抉择过程中，叠合了各种与女性相关的复杂组成。像是妻子、母亲、作家、成功人士、语言障碍者、异乡客、双性恋、出轨者等身份，都积极参与了人物构建和叙事交融，借由多维立体的形态，持续对抗非黑即白的判断。
说得浅白些，正因为她不是大家常见的那种单一化个体，所以她会下意识地综合各种身份得失，做出一些大众始料未及或者无法理解的决定。
比如说，在面对丈夫的歇斯底里和法庭控方的咄咄逼人时，她始终是在有理有据地辩驳、自证，而不是习惯性地怯场或谦让，等到谅解与救赎。
女人至此，连同外来人口、性少数群体等劣势，出轨甚或缺乏充沛同理心等劣迹，更是要置于被人群起指摘的位置。而又因为女人至此，她镇定自若地舌战群儒，可以成为某种女性主义的标杆。
这里当然也有一些颇有意思的前提。虽说桑德拉的存在，本身有在打破女性与道德完美的绝对挂钩，在混沌现实里破除情与理不必要时的纠葛，但她的「污点」，有些并不是污点。
双性恋就不是。文章最开头之所以先把「别有用心」摆出来，是因为内地院线字幕，拿它来别有用心地遮蔽原话里的双性恋表述。这不仅是影响观感和理解，也是长久以来的强加之罪，通过道德贬损，获取操控的权力。
法庭上利用性向进行攻击的控方律师，同样遵循了这样的内在逻辑。而且要看到，双性恋之所以必须先行明确，是因为那是丈夫作为异性恋无法进驻更无法操控的场域。
影片开篇，桑德拉接受女记者采访，嫉妒、不满的丈夫无法进入这个场景，于是通过喧闹的音乐强势宣示自己在场，且具备可以中断女性的威严，而且那首歌，恰是50 Cent对女性有所贬损的《P.I.M.P》。整个场景，已经为后续发展定了调。
出轨与之相比，性质自是截然不同。这里无意为此洗白，但是要加入一个背景，桑德拉短暂且坦白的出轨，前因是丈夫失责导致儿子失明后，不再与妻子有身体接触。桑德拉在争辩中对欲望的诚恳和对不被亲近、理解的再度崩溃，带有女性主义的姿态，也带有更多思考亲密关系、婚姻、两性、灵肉的层次。
立体的桑德拉撑起了电影的生动性与复杂性，打破了女性电影传统的被强加的二元视角。包括庭审片、悬疑片、恐怖片等多种类型元素的巧妙搭配，无形中也借这些女性经常被轻视或剥削的类型，形成女性概念、女性意识的延续。
特里耶对女性电影和女性主义的拓展，还没终止。
她在这样的电影里，特意留了另一些「主角」的可能性，这与戏份多寡无关，但与视角相扣。比如十一岁的儿子丹尼尔，就可以是主角。
电影的创作缘起在于特里耶好奇十岁的女儿，会怎么看待父母。电影里尽是丹尼尔对父母认知的不断深入，而且他由最初的被动接受者，转变成后期积极参与现实构建并扭转乾坤的关键。他的「成长」，带有他者评判长辈与经验，评判外在影响力，评判女性主义及其价值的指涉。
与此同时，小狗斯努普也可以是「主角」。它具有必要的上帝视角，是唯一知晓真相的存在，而且是萨穆埃尔的镜像、幽灵，是被探寻者丹尼尔利用的对象，是失声者，也可以等同于真相、真理，承载导演的表意。
巧的是， 真相又恰好不是最重要的，法庭不需要，角色不需要，它契合了全片高潮争吵戏里的位置，是桑德拉驳斥完丈夫之后的总结陈词「这就是真相」，只是没有谁会把电影的重心单纯落到此处，而且当剧情推进，就被迅速遗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