3月8日妇女节，一部以女性为主角的电影安静地出现在影院。这部名为《孔秀》的电影，挤在极具话题性的《周处除三害》、余热尚存的春节档电影，以及好莱坞科幻大片《沙丘2》之中。
上映前后的首映和路演，呈现出一种老派的独特画风。3月初，从北京、成都、海南到武汉、南京等地，这部电影成为80年代文学圈的小型聚会，西川、韩少功、翟永明、林白、韩东等作家和诗人都来到影院，观摩这部影片。电影讲述了一个底层作家的养成，更讲述了一个独立女性的受难与成长，发生在半个世纪之前的中国。
登陆院线之前，《孔秀》获得了70届圣塞巴斯蒂安国际电影节最佳剧本奖，以及第18届欧亚电影节最佳女主角奖。在此之前，王超——这位曾名噪一时的第六代导演——已经数年没有新作出现在银幕。
导演王超。图/受访者提供
时代与人
《孔秀》的原著小说名为《梦》，直白素朴地表露了一个工人作家的心境。原著作者是河北作家张秀珍，前半生是个印染工人，后半生成为作家。晚年写的这部脱胎于自身经历的小说，讲述了一个工人如何成长为作家的经历，人生如一场梦。
这部看似平平无奇的小说，是如何引发王超的兴趣的？王超对工人变身作家的历程兴趣不大，他更感兴趣的是主人公的前半生，更准确地说：她的两次离婚。
用今天的流行语汇来说，孔秀的两任丈夫，分别是“妈宝男”和“家暴男”。第一任丈夫困于母亲的权威，也困于土地，使得在工厂上班的媳妇孔秀，在一个昂扬向前的年代却不断被拖回原地打转。第二任丈夫带给她情感疏离和身体暴力的双重折磨，对她与前夫的女儿也极尽厌恶。一强一弱的两个人，在某一点上却达成了一致：将女人作为附属品。
“时代对她的伤害无孔不入、无时不在，这些日常的伤害或许比另一些伤害更深入、更持久，有些方面在当代甚至更加强大。”王超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说。他觉得孔秀故事里有强烈的当代性。
王超对原作进行了相当大的改动，原作中，孔秀在第三段婚姻里获得了幸福。而电影里，孔秀在两次离婚后，拒绝了那位真正爱她的男性，选择独自面对生活，她已经可以依靠自己活下去。“我一直想要建立一种主体性。伤痕文学也好，以及伤痕文学延伸出的一些电影也好，都在展示受伤。我希望有一个人物是有自己的精神主体的。”王超说。
王超的大多数作品中都有主要的女性角色。对于《孔秀》中展现的女性主义，上海交通大学电影学教授、独立导演杨弋枢觉得，这部电影可以称为一部女性电影。她将“凝视”与“同情”作为判断女性主义的标志，她认为王超在电影中总是更加共情女性角色，而非凝视。“对于男性导演，我不会苛求他必须有完完全全复刻女性经验的表达，那样反而是女性主义的无理了。”杨弋枢说。
故事发生在1967年至1982年，正是王超的青少年时期。而作为故事布景的工厂，也是王超的乡愁。他出生在南京，父母分别是南京汽车制造厂和南京有线电厂的职工，他是正儿八经的工人子弟，童年记忆中，充满机器轰鸣、自行车铃和工厂广播的混响。当2021年有人将这个小说推荐给他时，记忆被唤醒了，他决定拍这个故事，部分动因是对往日时光的回应。
当年，王超去河北勘景，在石家庄赵县的一个印染厂分厂里，猛然看到壮观的旧机器还在维持运转，机器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自苏联进口。“想找到老工厂不难，找到老机器可能也不难，但是老机器还在工厂里运转，可就太难了，我们就这么幸运。”王超回忆道。他十分在意这部电影里的美术，那是表达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：巨大机器下渺小的人，身穿统一制服的人，被框在一个又一个框架中的人……时代与人的关系便不必多说。
那座工厂成为电影的主场景，到了年底，电影在工厂开拍。
冷静地旁观
高中毕业后，王超进工厂当工人。工人生涯并不顺利，一会儿有工作、一会儿没工作，干过临时工，后来生了病，被工厂开除。整个80年代，他觉得自己一直身处社会底层，不仅是生存的底层，也是精神的底层。在生活的泥淖中，他成了一个文学青年。后来拍电影，对底层的关怀一方面来自于生命体验，另一方面来自于文学。
上世纪90年代初，王超到北京电影学院上夜大，几年后，他为陈凯歌当助手，在《荆轲刺秦王》剧组工作了三年半。那时，他想拍自己的电影，没什么资源，就先写成小说，入选了《人民文学》年度精选本，小说名字叫《安阳婴儿》。
2001年，他找来100万投资，用21天拍摄了首部电影《安阳婴儿》。男主角是一个下岗工人，衣食无着之时，领养了一位性工作者的孩子，只为了与婴儿共享每月200元的生活费。后来，他与性工作者生活在了一起，婴儿的生父——一个黑社会老大来抢夺孩子时，他失手杀死了黑老大，入狱伏法。最后，孩子的母亲在一次执法行动中，仓皇地将孩子顺手递给了路边一个陌生人。
第一次拿起摄影机，王超就自觉地将机器放在远处，凝视着芸芸众生在古城游走，在城墙下支起营生，像一个冷眼旁观的人，站在街对面。他的早期电影由此呈现出冷静甚至冷冽的观感，他自己曾说，“冷静地‘凝视’古城里无奈地生活着的人们”。
他受到了国际电影节的密切关注，迅速提升了知名度。尤其是最初几部作品，每一部都能在国际电影节上露面，捧回重要奖项。《安阳婴儿》入围戛纳电影节“导演双周”单元，并且在多个电影节摘得最佳影片奖。《日日夜夜》在法国南特三大洲国际电影节上收获最佳影片、最佳导演、青年评委最佳影片奖三个奖项。《江城夏日》则拿下戛纳“一种关注”单元最佳影片奖。
这几部电影中，王超始终将摄影机对准底层。下岗工人、性工作者、矿工、城市里的异乡人……游走在他的故事里。《日日夜夜》以矿场为布景，讲述道德禁忌与救赎；《江城夏日》讲述了一个农村父亲来城里找儿子的故事，儿子其实早已死亡。王超习惯将角色推至绝望处境中，测试人性深处的幽暗，以及幽暗深处的亮光。
“王超电影中的人物，并非单纯的黑或白，每个人都有正面和反面。这种幽暗的部分，可能是文学性的部分。”上海交通大学电影学教授、独立导演杨弋枢说。
中间这些年，王超尝试过更加商业化的制作，他有两次使用明星演员，拍摄城市中产生活。一次是2011年的《重来》，由李乃文和颜丙燕主演，另一次是韩庚主演的《寻找罗麦》，上映于2018年。从票房和口碑来说，两次都不算成功。在杨弋枢看来，即使操作此类商业性更强的电影，王超也没有抛开自己一贯的主题和关注，而是试图用商业的外壳，将自己“渡”进主流市场。
电影《孔秀》剧照。图/受访者提供
第六代
王超将自己的私人记忆置入了《孔秀》。记忆之一，是他小时候从巨大录音机中初次听到《蓝色多瑙河》的震撼；记忆之二，是改革开放后去新华书店买书，出门就在广场上朗诵，男读《忏悔录》，女读《简爱》。这些情节都成为电影中对时代转换的隐喻。
出生于60年代到70年代的这一代人，在90年代开始拿起摄像机拍电影时，被称为中国第六代导演，代表人物有王小帅、娄烨、贾樟柯、路学长、王超等。与张艺谋、陈凯歌等为代表的第五代导演着迷于宏大叙事不同，第六代导演转入内在，对社会转型时期个体境况和不安定的心理状态有着浓厚兴趣。在第六代导演的作品中，迷惘、苦闷、孤独、漂泊、叛逆、无所适从、无家可归……是挥之不去的关键词。
有很多年，王超的电影没有在影院上映。《安阳婴儿》开始出现盗版碟的时候，制片人很悲哀，但王超窃喜，因为更多人能看到他的电影了。
在王超自己看来，《安阳婴儿》与此前的第六代导演作品有所不同。他认为，世纪之交，严格意义上有三部独立电影真正开始超脱出青春期叙事，转而关注中国社会现实，包括《安阳婴儿》、朱文导演的《海鲜》和李杨导演的《盲井》。王超和朱文都是作家出身，《盲井》则是改编自刘庆邦的现实主义小说《神木》。“带动中国独立电影面向中国现实的，是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。”王超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说。
《安阳婴儿》的现实主义精神，引发了广泛讨论。在21世纪初关注中国独立电影的人，不可能错过那场声势浩大的网络大讨论。论战发生在著名的网络论坛bbs“西祠胡同”的“后窗”电影板块，导火索正是《安阳婴儿》。
出人意料的是，一次寻常的作品讨论，延伸出远远超出作品本身的宏大议题。一些持不同观点的对立方，从此多年不再往来。回忆起那场讨论，杨弋枢认为那是一次具有“测试剂”和“分水岭”意义的事件，逼迫独立电影从业者“拷问”自己，对于电影的看法到底是什么，是否可以作出妥协。“你是否要去做主流、专业认可的东西，这是当时必须要回答的一个问题。”杨弋枢说。
后来，有些人转身投入主流电影市场，有些人探索商业和艺术表达之间的中间地带，有些人仍保持坚硬的独立姿态，这场讨论中已有端倪。
这场因《安阳婴儿》而起的讨论，让王超的名字连同《安阳婴儿》被留在集体记忆中。多年过去，第六代导演中的很多人，依然保持姿态。相比于之前和之后的代际，这一代导演表现出更为一致的独立性。“我们有幸在一个正常的世界接受教育，当商业浪潮来临的时候，还能坚持这种艺术性和作者性。”王超说，“这一代有这一代的幸运，也有这一代的坚持。”
他们依然保持着创造力，依然持续在进化。他们磕磕绊绊地描摹着历史与现实，在节节攀升的市场神话之外，寻找着一席之地。《孔秀》是王超第一次离开当下，拍摄过去的故事。接下来，他计划拍摄一个90年代到2005年发生的故事，几个云南青年与大山的纠缠。这部电影也会回到过去，在他的设想中，甚至有史诗质感。
记者：倪伟
编辑：杨时旸